从功能的角度上来讲，一个宪政体系的成功运作并不取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机械性效仿。
而我国又暂无对其权力行使的监督制度与规定，这就导致了前者所述诸为律，后者所述诸为令的混乱局面出现。最高法院院长是执政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历史上最高法院院长同时还是执政党领导政法专门机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该法第五条明确了法官的职责，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1945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系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民法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13年4月18日通报六起工作作风不正的典型案例[15]。
[2]参见周强：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载最高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xwzx/yw/201305/t20130505_183903.htm，访问日期2013年6月5日。[3]参见沈钧儒个人简介：沈钧儒于1949年10月—1954年9月担任最高法院院长。其实宪政虽然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各有特色，但就其基本理念、价值和机制而言，是普适的，既不只姓资，也不只姓社，是中性的。
你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我们所研究探索的宪政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有区别，但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探索，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叫社会主义宪政？我认为若叫社会主义宪政，那就实际上是说宪政是姓社的。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也是我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利用市场经济，也必须利用宪政主义。
他所说的民主化主要指实现普选。华炳啸：名字叫《巩固党和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什么叫新宪政主义？原来的宪政主义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过去西方启蒙思想家所讲的权力制衡都是指国家权力内部的互相制衡。在这之后，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才提出。我认为普遍幸福是终极价值，普遍自由则不是终极价值，所以普遍幸福主义可以超越自由主义。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一个派别，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派的思想。
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以人民至上、以社会至上为主义，就区别于斯大林的党专政、领袖至上的社会主义，也区别于朝鲜的封建社会主义，在那里父传子，子传孙，祖孙三代世袭。改革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这是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第一次在重要学术会议上被提出。既然共产党不反对宪政，拥护宪法，那就应该带领民众实行改革，以便把宪法付诸实施。
刚开始的时候，我一般只提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著名学者萧功秦教授则写了一篇文章，谈了宪政社会主义思潮。第三，支持和参与这种学术思想派别的学者大多数都坚持积极稳健的改革立场。
这是宪政社会主义首次在学术会议上被提出。南欧债务危机透露了拉丁文化中的惰性方面。
我们这些编委会的老人们，愿意积极支持学术新锐，为他们的学术成长搭起人梯。四是普遍幸福主义可以超越自由主义，推动宪政民主政体的改革和进步。2006年9月，胡星斗教授在首届社会主义论坛上也独立地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并得到了江平先生的肯定和倡导，从而使宪政社会主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大家都主张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推动宪政改革。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深，最需要基本的人权。有人称之为终极模式，可能仅仅只是在特定时期的改革目标的意义上讲的，如果新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它就是终极版的，如果其终极目标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就是过渡版的，也就是说，经过10年、20年暂时保留社会主义标签的过渡时期，很快过渡到了另一种制度形态，过渡到了全盘西方化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譬如美国式的制度模式或台湾式的制度模式等。
王占阳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储建国提出的一党立宪、周叶中提出的宪政中国等等学者们阐发的新理念，虽然没有使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但在思想进路与学理旨趣上是相通的。这可能是国际普遍理解的。
从2007年到2008年，很多学者通过论文和会议批驳了这种宪政姓资论。他在2006年4月《法制与经济》第8期上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与宪政主义》一文，此文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并在他所在大学的研讨会上发表，还获得了一项学校的奖项。
所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实际就是实现宪政民主。胡星斗：个别杂志的观点并不代表最高层的观点。
我们应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共同寻找落实而且实现宪法35条的具体途径，就像废止劳改条例一样，认真检查、坚决废除所有的障碍宪法35条落实的条例或者规定。高放先生曾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宪政的历程和经验》长文，通过对英美法德日五国的宪政历程的分析，最早论述了宪政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宪政不姓资不姓社，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宪政将是一种新道路、新类型、新制度模式。这和有些学者为了实现宪政而不得不承认、接受社会主义现实的妥协姿态，会有一点点差异，这个差异在我们的讨论中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吸纳的前提就是基本认同宪政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或虽不一定完全认同，却是既赞成社会主义又赞成实行宪政的学者，共同研讨如何把宪政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
宪政社会主义的要义 郭道晖：借这个机会，我也来谈谈我所认同的宪政社会主义。要知道，2011年1月以后的几个月，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冲击波对中国也造成了一些影响，而且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一位官员4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公民社会是陷阱，所以，当时谈宪政建设与公民社会都很敏感，而在当时的那种氛围下要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跨学科的高规格全国性会议，极其不容易。
美国的奥塔曼教授在《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中，对于什么是转型，什么是民主化，都有学术上的界定。大家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沿着不同的思想轨迹摸索，最后汇聚走到了一起。
王占阳：2006年在全国社会主义论坛，胡星斗教授的宪政社会主义这篇文章，被江平教授看到了。我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过专门研究，20年前出版过《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书，53万字，基本上是历史考证，系统地揭示和恢复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原貌，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著作。
从他的界定来说，转型就是从过去一种旧的制度模式转为新的制度模式。这就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我也发表了两篇，我和李步云、戚多俊等教授还在湖南大学论坛上发表演讲，驳斥反宪政逆流。2011年，我们的《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创刊号出版的时候，陕西省人大给予了大力支持。
再说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史。再分开来说，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我所赞成的宪政又是什么？--我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新社会主义，我所赞成的宪政也是新宪政主义，和旧的有所不同。
我们把这次论坛视为是中国宪政派学者的一次重要聚会。直到2009年11月，高老才接受了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提法，为我的专著撰写了一万余字的序言，2011年又担任了《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主任。
当时中共是是中国宪政民主思潮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一些很著名的学者都愿意担任《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的编委，参与这一学术共同体的研讨。
